“钱副总理,您好啊。”
钱其琛卸任后,李肇星去他家看望这位老上司,当时他管钱其琛叫“钱老副总理”。
听完这话,钱其琛打趣说:“小李啊,这才一两年功夫没见,你怎么退步这么大了?四个字能说错仨,我可不再是副总理啦,不过姓钱这事儿倒是没变。”
钱其琛和李肇星之间有啥关联呢?平时李肇星都是怎么叫钱其琛的?
【称呼错误,病后探望】
钱其琛和李肇星都是咱们国家顶尖的外交人才。钱其琛呢,算是李肇星的前任上司。在工作那会儿,钱其琛给了李肇星不少帮助和支持。因此,李肇星对钱其琛那是相当敬重。
钱其琛对李肇星特别有好感,从他们头一回碰面起,钱其琛就看出来,李肇星是个特别实在靠谱的人。
从非洲的外交任务回来后,李肇星调到北京的外交总部上班。那时候,新闻司的头儿是钱其琛。李肇星刚去没多久,他们小组的领导就说要带他去见见新闻司的大领导。
碰到钱其琛后,小组负责人简单给两人引荐了一下,接着李肇星就跟钱其琛打招呼:“钱司长,您好啊。”
那时候,办公室里还有其他人在忙活着,一听到李肇星那么叫,整个办公室的人都乐开了花。李肇星那会儿还是个新手,一下子就懵了。一开始,他还以为大家是笑他东北那旮旯的口音呢。后来在外交部待的时间长了,他才弄明白,原来同事们那会儿笑的是他对钱其琛的叫法不对头。
外交部里气氛特别好,大家相处得很和睦,不存在按资历排辈分的情况。那里也没有司长、下属这些头衔,同事们大多互相叫“老钱”、“小王”这样的昵称。
外交部的人好久没听见别人喊钱其琛为钱司长了,忍不住就笑了。
后来,李肇星也跟着大家伙儿的习惯,改了口,不再像以前那样称呼钱其琛了,毕竟到了一个新环境,得适应这儿的规矩嘛。
钱其琛退休后,李肇星去他家看望,结果一不留神,在称呼上闹了点小误会。在去钱其琛家的那会儿,李肇星心里头就一直琢磨着,到底该怎么称呼他才合适呢。
李肇星觉得,怎么叫钱其琛都挺别扭的。就算碰见了钱其琛的警卫员,他也没琢磨出个合适的叫法。警卫员一瞅见李肇星,就问:“你是来找钱副总理的吧?”
听到警卫员管钱其琛叫“钱副总理”,李肇星一下子就明白了,接着他就决定跟着警卫员的叫法,也叫他“钱副总理”。
碰到钱其琛,李肇星打招呼说:“钱副总理,您好啊。”
听到李肇星那样叫自己,钱其琛笑着回应:“小李啊,咋一两年没见,你这水平滑坡得这么厉害,四个字里头错了仨?我现在可不是副总理咯,不过姓钱这点倒是没变。”
李肇星觉得,钱其琛这个人挺严肃,虽然性格挺温和,但因为工作比较忙,很少见他开玩笑。他还以为退休后,钱其琛会愿意放松点,开开玩笑啥的。可没想到,那次钱其琛跟他开玩笑,竟是头一回,也是最后一回。
2017年5月9号,钱其琛在北京因为生病去世了。李肇星听到钱其琛去世的消息,心里特别难过。对李肇星来说,钱其琛就像是带他走进外交世界的那个人。
钱其琛病情严重的消息不胫而走,李肇星知道后,立马把手头的事儿搁下,赶到医院去看望他。到那儿的时候,钱其琛正被紧急送往救治,李肇星就没去打扰。到了第二天,李肇星又跑到医院,专门问了问钱其琛的病情咋样了。
钱其琛的去世,对我们国家真的是个挺大的遗憾。他在外交上可是立下了大功,国外媒体都尊称他为“外交界的领头人”。就连以前当过美国国务卿的贝克,在他自己不干了以后都说过:
贝克对钱其琛的评价特别高,他说:“在外交智慧和谈判技巧这块,我没见过比他更强的。我现在已经不是美国官员了,所以可以这么说。”
国内搞外交的人对钱其琛也是相当佩服,李肇星就说过:“他说话总是慢悠悠的,但每句话都分量十足,让人印象深刻。”
钱其琛是个外交手腕高明的人,他既温柔又果断,处理事情既不失风度又有力量。他平时说话总是轻声细语,温文尔雅,就算在外交场合碰到让人头疼的事儿,他也绝不会动怒,更不会扯着嗓子跟人吵架。
他搞外交工作时,始终坚持沉着、果敢、机敏、果决的原则。
钱其琛认为,外交官得有种本事,就是啥场合都能应付得来。有时候得聊聊那些不太紧要的事儿,但也得会说重点。到了关键时刻,那就得把最关键的话说出来。
钱其琛把外交工作简化成了两大块,一块呢,就是给大伙儿谋幸福,保卫和平;另一块,就是给咱祖国找伙伴,找那些能跟咱们平等合作的朋友。从这以后,外交官们都把这两条当作了自己的行动指南。
钱其琛心里装的全是国家和人民,从不看重个人名利。到了该退休的岁数,他主动提出想回家享清福。但那时候国家确实还需要他,没办法,钱其琛只好又多干了几年。
钱其琛退休后,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悠闲。以前当外交官的时候,他得时刻动着脑筋,大脑跟上了发条似的转个不停。但现在退了休,他就想让大脑放松放松,好好去享受享受生活。自打退休以后,他就不再插手管任何事儿了。
【听从“经验”,有所发展】
钱其琛本人其实并不热衷于空谈大道理,在他当司长那会儿,外交部里大家相处得非常和谐。
钱其琛私下里其实特别大方,但一到工作上,他就变得特别严谨。李肇星曾这样说过:“他审稿子那叫一个认真,每次都能挑出一大堆问题来。”
李肇星觉得,跟着钱其琛能长不少见识。1982年那会儿,他给钱其琛当翻译,亲眼见证了钱其琛主持中国头一回外交发布会的那个场面,真是气度不凡。
让李肇星和很多人都感到惊讶的是,钱其琛竟然对在场的七八十位外国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:
我们瞅见了3月24号那天,苏联的勃列日涅夫老大在塔什干聊起中苏关系的那些话。对于他话里对中国的那些指责,我们是一点儿都不买账。在中苏两国打交道还有国际上的事儿上,我们看重的,是苏联到底干了些啥。
那时候,咱们国家和苏联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。当苏联那边流露出想跟咱们改善关系的苗头时,大家伙儿都琢磨着中国肯定会特别高兴,别的国家压根儿没往别处想,更不会猜到咱们中国的立场会咋样。
从那以后,李肇星对钱其琛打心底里佩服。后来,钱其琛还搞起了外交发言人这个制度,这让李肇星觉得钱其琛真是个能人,浑身是宝。
从1983年开始有了外交发言人这制度后,我就一直把老钱当作我的学习标杆。
李肇星原本打算一直跟着钱其琛干,可进了外交部没多久,他的工作任务就调整了。
1983年那会儿,李肇星接到了一个新任务,成了一等秘书,得去南非干活。一听说这消息,李肇星心里是又喜又忧。喜的是,自己的工作表现得到了上面的肯定;忧的是,这一走,就得跟老钱分开了。
尽管心里头啥滋味都有,但李肇星明白“没有不散的宴席”这个道理,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好好向钱其琛学习经验。
琢磨明白这事儿后,李肇星就跑到钱其琛办公室,直接问他怎么做才能更顺手地把这任务给搞定。
钱其琛停顿了片刻,然后开口道:“你得和同事们处好关系。”
一开始,李肇星对钱其琛的话并不买账,但因为是偶像说的,他自然就牢牢记在心里了。等到了南非,李肇星差点就想打道回府,因为那边的问题实在是一大堆,解决起来绝非易事。
碰到眼前的问题,李肇星没急着动手解决,而是按照他心中榜样的教导,先跟同事们把关系处好。没多久,在大家和和气气的环境里,那些问题就都顺利搞定了。
问题解决完毕后,李肇星对钱其琛更加敬重,直接表示钱其琛在他的人生道路上起到了关键的指引作用。
要不是老钱的帮忙,我可能没法这么快就上手各种难度的工作。
后来,李肇星碰到的一些难题,都是靠钱其琛出手相助才搞定的。1985年那会儿,李肇星成了外交部的发言人,但他心里头特别没底。他跟钱其琛提议:“要不让司长当主要发言人,我就当个副的吧,行不?”
钱其琛干脆地回绝了,他心里明白李肇星挺焦急的,接着就给他讲明了为啥不能分个高低轻重。等听完钱其琛的一番话,李肇星这才觉悟到自己的问题有多大,立马表态说,这次发言人的活儿,他一定会全力以赴干好。
2003年的时候,李肇星当上了外交部部长。升了官的他,第一感觉不是高兴,反而是心里有点犯嘀咕,怕自己干不好这个活儿。
接着,他决定去问问钱其琛的意见。钱其琛听到李肇星的问题,就很细心地宽慰起他来。
说到底,外交部的活儿就是为了给大家找和平,帮咱们国家多交点朋友。所以啊,你别把那些官位啥的看得太重,只要心里明白自己要往哪儿走,多跟老前辈还有那些出色的年轻人学学,你就能把这份工作干好。钱其琛是这么说的。
听了钱其琛的一番话,李肇星心里的困惑慢慢就没了,他开始相信自己能把这工作干好。他在心里提醒自己,可千万别忘了自己要走的路。
【家庭贫困,信念坚定】
李肇星对自己不太自信,这跟他的家庭背景有很大关系。
1940年那会儿,李肇星在山东胶南县的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村家里呱呱坠地。他家穷得叮当响,村里头也是一穷二白,连个像样的小学都没有。
李肇星想读书,所以就去了外婆所在的村子上学。
那时候,村里头的大多数人都上不起学,但李肇星却是个例外,能读书全靠他爷爷。他爷爷懂点医术,周围村子的人都爱找他看病。看病嘛,自然得给点钱,不过大伙儿手头都不宽裕。有时候,李肇星的爷爷也乐意收点别的东西当医药费。
爷爷懂点医术,可他从没上过学,所以学不了更深层次的医术。李肇星出生后,爷爷就铁了心,不管怎样艰难,都得让孩子有书读。
爷爷特别看重读书这事儿,每天都盯着李肇星看书。慢慢地,李肇星自己也体会到了读书的好处,就变得爱读书了。
李肇星的亲妹妹这样讲起过:
我哥每天三餐都是捧着书上餐桌的,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,他从来都不关心。有时候,他看书看得太入迷,筷子夹的菜都忘了往嘴里送。
在爷爷的鞭策和自己对未来的憧憬下,李肇星完成了小学学业。接着,他扛起干粮就踏上了去胶南一中的路,开始新的学习旅程。那段时间,算是李肇星读书经历里最艰难的一段。
这时候,李肇星得暂住在别人家,因为那会儿没有宿舍可分,而且他们家在县城里也没房子,所以只能这样了。
李肇星的妈为了让娃能吃顿饱的,每次赶集都往学校跑,手里还提着从自家饭桌上省下的干粮,专程给儿子送过去。
李肇星一瞅见老妈,立马就咧开嘴笑了,拉着她就往学校外面的小树林走。到了那儿,他三口两口就把手里的饼子啃完了,跟老妈说:“妈,你赶紧回去吧,我还得赶去上课呢。”
妈妈看到李肇星走远了,这才从学校离开。
李肇星心里明白,家里条件不好,想要改变命运只能靠读书,所以他学习特别下功夫。
李肇星住在一个偏远的县城,他特别想考个好学校。为了这个目标,他把能找到的书都翻了个底朝天,书都快被他翻烂了。努力终究没有白费,李肇星成功考上了北京大学的英语专业。这下子,他在那个偏远小镇上可算是出了名,成了大家眼中的“金凤凰”。
进了北京大学后,李肇星碰到了好多特别厉害的人,但他没忘自己是谁,还是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。那时候,他家里每个月给他寄15块钱,跟其他同学比起来,这点钱少得可怜。可这就是家里能凑出的最大数目了。
尽管如此,李肇星还是硬挤出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,差不多是五分之一,用来支持家里的妹妹上学,让她也能有机会接受教育。
寒假那会儿,我妹妹李肇菊去汽车站迎接她哥。
瞅见哥哥的那一刻,妹妹的泪水立马就流了下来。
那时候,李肇星的棉裤俩膝盖那儿都磨得棉絮往外冒,布鞋也破得脚趾头都能瞅见。他瞅着哭得稀里哗啦的妹妹,自己却像没事人一样,说:“只要能念上书,这些都不算啥。”
由于李肇星有着扎实的信念,他在大学那会儿成绩就特别拔尖。毕业后,他就被安排到了外交部工作,从那以后,他一直在外交这条路上拼搏奋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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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肇星:铁齿铜牙的“学龄儿童”风采在《中华儿女》2019年6月刊中,余玮描绘了李肇星这位拥有锋利口才的“学龄儿童”形象。李肇星,这位大家熟知的人物,被生动地刻画成了一个言语犀利、思维敏捷的人。文章里,他没有被塑造成一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,反而更像是一个永远保持好奇心和学习欲的“学龄儿童”。他的言辞犀利如剑,却又不失幽默风趣,让人在听他讲话时,既能感受到他的坚定立场,又能体会到他的亲和力。在描述中,李肇星的“铁嘴钢牙”不仅体现在他的外交辞令上,更体现在他对生活的态度和处事的智慧上。他敢于直言不讳,敢于面对困难和挑战,这种精神让人深感敬佩。同时,他又像一个小学生一样,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探索欲,不断学习新知识,不断提升自己。整篇文章通过多个角度展现了李肇星的多面性,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真实、立体、鲜活的他。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外交家,更是一个有血有肉、充满智慧和魅力的人。
贾世煜讲述了钱其琛的两大外交功绩:推动和平,广结友谊。这篇文章发表在2017年第六期的《协商论坛》上,占据54到55页。钱其琛在外交上干的头一件大事,就是致力于谋求和平。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,努力调解各方矛盾,为世界的和谐稳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另外,他还特别重视交朋友。在钱其琛看来,外交就是人与人打交道,因此他十分注重与各国领导人的友好交往,通过一次次的会谈、访问,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。
李肇星分享“中医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”在2015年第四期的《国际人才交流》杂志上,李肇星就“中医外交”这一话题进行了阐述。他提到,中医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,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通过中医的交流与合作,不同国家之间能够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文化和传统,从而增进友谊与合作。李肇星强调,中医外交不仅促进了医疗技术的传播,还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。这种以中医为桥梁的外交方式,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增添了独特的色彩。
胡线勤撰写的一篇文章中,聊到了李肇星的外交风采,特别是他那“犀利口才”[J]。这篇文章发表在2013年第五期的《领导文萃》杂志上,页码在44到46页之间。
南方朔谈钱其琛受推崇在一篇文章里,南方朔聊起了他对钱其琛的赞赏。这篇文章发在2012年的《领导文萃》第13期上,占了121到123的页码。他说,得从钱其琛这个人开始聊起。钱其琛的为人处世、工作能力,都让他深感佩服。南方朔觉得,钱其琛在外交上的表现尤为出色,总是能够巧妙应对各种复杂局面,展现出大国风范。南方朔还提到,钱其琛不仅在外交上有建树,在内政方面也有着卓越的贡献。他处理问题时总是冷静果断,能够迅速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,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。整篇文章里,南方朔对钱其琛的推崇之情溢于言表。他认为,像钱其琛这样的人才是国家之幸,也是民族之福。他们的存在,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期待。
钱其琛分享:当我做外交部长时,那段最不容易的日子钱其琛回忆道,在他担任外交部长期间,曾经历过一段极为艰难的时光。这是在2004年第五期的《湖南文史》杂志上,他详细讲述了这段经历,内容占据了4到13页。他说,那段时期对他来说,无疑是外交生涯中的一个巨大挑战。作为外长,他面临着诸多复杂且棘手的问题,每一个决策都需谨慎再谨慎。回忆起那段日子,钱其琛表示,当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,国内也面临着不少压力。他在处理外交事务时,不仅要考虑到国家的利益,还要权衡各种国际关系,确保决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。总之,那段最不容易的时期,对钱其琛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历练。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,成功地度过了难关,也为国家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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